摘要：“三史”是中国古代史学的一个重要概念。东汉中后期，以张衡、应奉为代表的士人将《史记》《汉书》及东汉在修国史《汉记》进行整体性考察，推动了“三史”概念的产生。魏晋南北朝时，“三史”出现名实分离：一方面，“三史”概念抽象化、经典化；另一方面，《东观汉记》在“三史”中的地位受到范晔《后汉书》等诸家后汉史书的威胁。唐代，“三史科”的设立最终确定了《后汉书》在“三史”中的地位，“三史”名实再度统一。
关键词：三史；《东观汉记》；《后汉书》；三史科
“三史”是中国古代典籍中广泛使用的一个史学概念。然而，在不同的历史语境下，甚至在当代话语中，“三史”一直被赋予着不同的具体内涵。厘清“三史”概念的源流，不仅有利于我们纵向把握“三史”的发展轨迹及其背后史学意识的嬗变，而且有助于我们横向理解“三史”内涵的多重性。
截至目前，有关“三史”问题的研究主要存在三种取径：一是以王鸣盛、钱大昕为代表的清代考据学者，以读史札记的形式着力探析早期“三史”的具体内涵及其转变，为我们认识“三史”提供了诸多先导性认知；二是以高明士为代表的现代学者，依托传世文献与敦煌文书，详细考察唐代“三史”转变及“三史科”的设立，开辟了“三史”在制度史层面研究的新路径；三是部分学人关注到《史通》中的“三史”问题，聚焦于中国古代史学理论中的“三史”表达，拓展了“三史”研究的面相。这些研究为我们深入认识“三史”问题扫清了诸多疑滞，使我们对“三史”的发展演变有了更为清晰的认知。
美中不足的是，上述研究对“三史”概念究竟渊源何自，“三史”何以会成为意义特殊的史学名词，以及这一概念发生变动的内在机理和具体过程为何，鲜有关注。职是之故，后学不揣鄙陋，拟就相关问题做出探讨，尚祈方家指正。
一、“三史”概念的渊源
前辈学者论及“三史”来源，大多引述陈寿《三国志》及裴松之注的三处文字。它们依次为：
博物识古，无书不览，尤锐意三史，长于汉家旧典。
孤少时历《诗》、《书》、《礼记》、《左传》、《国语》，惟不读《易》。至统事以来，省三史、诸家兵书，自以为大有所益。如卿二人，意性朗悟，学必得之，宁当不为乎？宜急读《孙子》、《六韬》、《左传》、《国语》及三史。
留赞字正明，会稽长山人。少为郡吏，与黄巾贼帅吴桓战，手斩得桓。赞一足被创，遂屈不伸。然性烈，好读兵书及三史，每览古良将战攻之势，辄对书独叹……
余嘉锡据此指出，“三史之名始见于《吴志·吕蒙传》注引《江表传》孙权之语”，认为“三史”最早见于西晋虞溥所撰《江表传》。逯耀东则从经史分离的视角概述性地总结道，“曹魏时期又有‘三史’的名称出现”，将“三史”出现的时代划定为曹魏时期。其他学者虽未明言“三史”源自何时，但在探讨“三史”相关问题时，也往往以上述文本为起点，无形中赋予这些“三史”记载以滥觞的地位。
从文本的时代先后来看，上述三处记载中韦昭《吴书》所载“三史”最早，陈寿《孟光传》次之，虞溥《江表传》略晚。那么，是否可以就此认定“三史”概念源自三国时期呢？答案是否定的。一个学术名词或学术理念的出现并非一蹴而就，其背后可能有着更为久远的文化传统和社会渊源。“三史”一词如此密集地出现在三国两晋时期的历史文献中，实际上提示我们，此前“三史”观念已为世人习知。雷闻曾谨慎地指出：“‘三史’之名，起源极早……三国时，‘三史’一词已普遍使用。”这种说法已经探得其中微旨，可惜他未能对“三史”渊源问题做出进一步考察。
当我们进一步翻检典籍，可以发现，“三史”的概念或在东汉中后期便已形成。唐代徐坚所编类书《初学记》之文部史传篇“新载旧章”条下注云：“张衡表求合正三史曰：‘臣伏见陛下思光先绪，以典籍为本。而史书枝别条异，不同一贯，建武以来，新载未就。’”张衡此表不见于今日传世诸书，推考其源，当出于《张衡集》。《隋书·经籍志》载：“后汉河间相《张衡集》十一卷梁十二卷，又一本十四卷。”《张衡集》大约编定于萧梁以前，初唐之时，其书尚有11卷流行于世，几为完璧；迨及唐玄宗之世，其书亦存10卷之多。《初学记》则编著于唐玄宗开元年间。从时间上看，《张衡集》中的多数内容极有可能为徐坚所寓目，故《初学记》摘引张衡“求合正三史”之表文当非难事。
虽然我们无法确知“合正三史”一语出自张衡本人，还是后人对张衡之表的概括，但可以肯定的是，张衡所论必然与后来的“三史”密切相关。《后汉书·张衡传》云：
永初中，谒者仆射刘珍、校书郎刘騊駼等著作东观，撰集《汉记》，因定汉家礼仪，上言请衡参论其事，会并卒，而衡常叹息，欲终成之。及为侍中，上疏请得专事东观，收捡遗文，毕力补缀。又条上司马迁、班固所叙与典籍不合者十余事。又以为王莽本传但应载篡事而已，至于编年月，纪灾祥，宜为元后本纪。又更始居位，人无异望，光武初为其将，然后即真，宜以更始之号建于光武之初。
联系“条上司马迁、班固所叙与典籍不合者十余事”，以及张衡对王莽本传和更始传的意见，传文中，张衡“上疏请得专事东观”必为“表求合正三史”一事无疑。
据传文所言，此表的上呈时间为张衡“及为侍中”之时。根据《后汉书》本传，张衡担任侍中一职在汉顺帝阳嘉元年（132年）之后。“后迁侍中，帝引在帷幄，讽议左右。尝问衡天下所疾恶者。宦官惧其毁己，皆共目之，衡乃诡对而出。阉竖恐终为其患，遂共谗之。衡常思图身之事，以为吉凶倚伏，幽微难明，乃作《思玄赋》，以宣寄情志。”侍中之任，近在帝侧。张衡以儒士身份居处其位，不免为权阉所忌。张衡对此深为忧惧，故作赋以自遣，同时还试图通过整理旧籍，主动请离权力旋涡。上书请求统合三史旧文，正是张衡明哲保身的政治策略。张衡在创作《思玄赋》后，便于“永和初，出为河间相”，结束侍中职任。由此看来，张衡在侍中任上“表求合正三史”一事，必定早于永和六年（141年）。可以说，将《史记》《汉书》及当时尚在修撰的《汉记》合而观之的尝试，早在东汉中后期便已出现。
另一则材料对此也可提供一定的佐证。《后汉书·应奉传》李贤注引袁山松《后汉书》云：“奉又删《史记》、《汉书》及《汉记》三百六十余年，自汉兴至其时，凡十七卷，名曰《汉事》。”应奉主要活动于汉桓帝时期，时代较张衡略晚。与张衡统合《史记》《汉书》和《汉记》的主张不同，应奉有感于三部史籍文字浩繁，意欲删削相关文本，另成一部文辞简约、叙事相贯的“节本”史书。这种尝试在后世学者中屡有辉映。据《隋书·经籍志》，三国时期吴太子太傅张温即撰“《三史略》二十九卷”。以当时情境论之，此书很大程度上是删略《史记》《汉书》和《东观汉记》而成。降及十六国时期，相应的史学实践依然存在。《魏书·刘昞传》载：“昞以三史文繁，著《略记》百三十篇、八十四卷。”刘昞历仕西凉、北凉、北魏，其《三史略记》一书主要完成于西凉李暠之世。从撰述缘起来看，《三史略记》当与应奉《汉事》和张温《三史略》一样，乃是删削“三史”旧文而成。
无论张衡还是应奉，他们都有意识地将《史记》《汉书》及当时在修国史《汉记》视为一个整体。迨及东汉灭亡之后，《汉记》的纂修工作被迫终止，其文本形态逐渐闭合。“三史”在社会文化领域的内涵由此日益清晰化，“世以《史记》、班固《汉书》及《东观汉记》为三史矣”。因此，“三史”一词虽在三国两晋时期才多见于诸史册，但从东汉中后期开始，“三史”实际上已经作为一种文化理念而存在。换言之，正是由于东汉时人对三部史籍的整体性认知，“三史”作为一个史学名词才在三国两晋时期广受推扬。
二、“三史”内涵的抽象化与经典化
魏晋南北朝，“三史”获得了更为广泛的社会认同，文人学士往往以“三史”来标榜学识和矜耀史才，“三史”逐渐成为彰显学识的重要标志。在这一文化心理的驱动下，“三史”不断进入文化视阈的顶端，开始成为史学典籍的代称，呈现鲜明的经典化特征。
除了《三国志》的记载外，以“三史”描绘士人知识渊博与学问精深的现象在魏晋以后的历史文献中层出迭见。如《晋书》记载傅玄“少时避难于河内，专心诵学，后虽显贵，而著述不废。撰论经国九流及三史故事，评断得失，各为区例，名为《傅子》”，即以“三史”说明傅玄著述广博。同书《刘乔传》附载刘乔之孙刘耽“少有行检，以义尚流称，为宗族所推。博学，明习《诗》、《礼》、三史”，这里将“三史”与《诗》《礼》并列，乃欲说明刘耽学问之精深渊博。东晋袁宏《后汉纪》引介许劭，称其“少读书，雅好三史”，即以“三史”表明许劭为学之兴趣所在。又《魏书·阚骃传》载，“骃博通经传，聪敏过人，三史群言，经目则诵，时人谓之宿读”，同样是借“三史”来彰显阚骃之博闻强记。《隋书·文学传》云，陈朝潘徽“尤精三史。善属文，能持论”，亦言其人学识之专精。不难看出，在这些或隐或显的表述中，“三史”已经成为彰显士人博学与专精的重要指标。
“三史”的独特意义不仅反映在对历史人物的刻画中，同样也被广泛应用于现实的文化生活中。《北堂书钞》“继迹迁固”条曾引《华峤集序》云：“峤作《后汉书》百卷，张华等称其有良史之才，足以继迹迁固。乃藏之秘府，与三史并流。”张华等人对华峤《后汉书》评价颇高，认为其书可以踵绪班马，享有“与三史并流”的殊荣。从中不难看出，此语虽然意在肯定华峤的史学成就，但也从另一侧面反映出“三史”在当时历史知识图谱中具有的崇高地位。西晋葛洪在《抱朴子·遐览》篇中也透露出“三史”在文化领域的特殊地位。其文云：“鄙人面墙，拘系儒教，独知有五经三史百氏之言，及浮华之诗赋，无益之短文，尽思守此，既有年矣。”葛洪在此主要批驳鄙俗之人在知识学习上的局限，但在其表述中，“三史”与作为“恒久之至道，不刊之鸿教”（《文心雕龙·宗经》）的“五经”合言，俨然成为史部典籍的代名词。对此，逯耀东的观察可谓敏锐：“魏晋时代所称的‘三史’，并不固定指某三种书……而是泛指一般史学著作而言。”这一现象与魏晋以后史学脱离经学而独立的学术背景不无关系，特别是在“五经”（或“六经”）成为经学代名词后，史学领域同样需要一个文化符号与之并行。那么，此前倍受推崇的“三史”显然是再合适不过的选择。
降及南北朝时期，受文学“骈俪化”风潮的影响，“三史”在实际表达中又往往与其他数量名词（特别是“五经”或“六经”）上下对举，形成文句上的对偶。在这种语法用例下，“三史”的经典化色彩日趋浓厚。
刘宋时，郭季产所撰《集异记》曾载张华恢诡逸事一则。其文云：“于时燕昭王墓前，有一斑狸，积年能为幻化，及变作一书生，欲诣张公……华见其总角风流，洁白如玉；举动容止，顾盼生姿，雅重之。于是论及文章，辨校声实，华未尝闻此。复商略三史，探赜百家……华无不应声屈滞。”在这里，作者为了突显张华学识渊博，极言其人对“三史”“百家”等知识的熟络。所谓“百家”乃指诸子百家之学，而“三史”则是史部文献的代称。相似的语词用例，也见于徐陵《在北齐与宗室书》：“其外族忠孝，比屋连甍，信义勇于干戈，诗书甘于酒醴。或有渔猎三史，纷纶五经，都讲开黉，诗生负帙。”徐陵于梁武帝太清二年（548年）出使东魏，同年，因侯景之乱而淹留北土。在此期间，为解思乡之情，徐陵修书至南朝宗室，畅想晚年安享天伦之时可以“渔猎三史，纷纶五经”。此处的“三史”与“五经”互文成义，其内涵并非具体指称某三种史书，而是抽象地表示史部典籍。这种内涵指向在北齐阳松玠之《谈薮》中亦有体现。《太平广记》引其文云：“周司马消难以安陆附陈。宣帝遇之甚厚，以为司空。见朝士皆重学术，积经史，消难切慕之。乃多卷黄纸，加之朱轴，诈为典籍，以矜僚友。尚书令济阳江总戏之曰：‘黄纸五经，赤轴三史。’”文中叙及司马消难投靠陈国之后，意欲通过夸饰卷轴的方式附庸风雅，江总讥讽其行径为“黄纸五经，赤轴三史”。这里的“三史”与徐陵的用法如出一辙，均是宽泛、抽象地指代史部典籍。
“三史”的经典化表达在南北朝时期蔚然成风，甚至在墓志中亦多见其例。如北魏孝昌三年（527年）《魏李达妻张氏墓志》在描述墓主生平时称道：“优柔三史，缱绻六经。摛文藻焰，妙善蛇形。”墓志以“三史”与“六经”对举，形容张氏经史素养之高妙。这样的用法与前述传世文献别无二致。又如北齐天宝三年（553年）《独孤忻墓志》称赞墓主学识：“学通八素，博该三史。”（此处“八素”乃“八索”之讹写，中古墓志颇为常见。作者将“三史”与上古经典“八索”对言，以此彰显墓主对古今典籍的博览。这种表达背后同样显示“三史”浓厚的经典化色彩。
“三史”一词在魏晋以后普遍流行，以至于士人学者往往引述“三史”以称赞他人学识。在此过程中，“三史”的文化地位日益尊崇，逐渐成为与“五经”（或“六经”）相对应的史部典籍的代名词。当然，“三史”这一经典化过程并非向壁虚造。对于早期“三史”而言，其内涵在享有具体实指的同时，也暗含着对史书的总称。毕竟，在汉末三国时人的历史认知中，《史记》《汉书》《东观汉记》三部史籍大体可以反映此前历史发展的主要脉络，对于时人而言，“三史”既可以指称三部具体史籍，也可以泛指史学著作。
三、“三史”具体实指的转变
在“三史”趋于经典化的过程中，其具体实指也在无形中经历着复杂的转变。这一转变与“三史”的经典化进程相始终，并深刻影响着此后“三史”概念的再次形塑。
如上文所述，“三史”原本指代《史记》《汉书》《东观汉记》。然而，自汉末以降，世人对“三史”各自价值的评判并不均衡。大体上，《汉书》为世所重，讲习此书者甚众；《史记》稍逊于《汉书》，但也广为传习。因此，当时除以“三史”昭示个人学养外，合称“《史》《汉》”“迁固”“班马”以凸显才学的现象，亦不乏其例。如《华阳国志》载陈寿“锐精《史》、《汉》”；《宋书》言吴喜“涉猎史汉，颇见古今”；杨衒之《洛阳伽蓝记》云“文宗学府，腾班马而孤上”；《魏书》载韩显宗自云“优于迁固”。由此可见，《史记》《汉书》是魏晋南北朝时期史学领域及文学领域不言而喻的典范和高峰。
与上述情形截然相反的是，《东观汉记》长期以来饱受世人訾议，相关批评甚至可以追溯至东汉后期。《史通·忤时》篇记载：
古之国史，皆出自一家，如鲁、汉之丘明、子长，晋、齐之董狐、南史，咸能立言不朽，藏诸名山。未闻藉以众功，方云绝笔。唯后汉东观，大集群儒，著述无主，条章靡立。由是伯度讥其不实，公理以为可焚，张、蔡二子纠之于当代，傅、范两家嗤之于后叶。
伯度即东汉桓帝时的李法，曾经多次亢表言事。其言有曰：“宦官太盛，椒房太重；史官记事，无实录之才，虚相褒述，必为后笑。”此言当与《史通》所谓“伯度讥其不实”互为表里。公理乃汉末时人仲长统。仲氏批评《东观汉记》之语虽在今日不得睹见，但从刘知幾的叙述中我们不难想见他对《东观汉记》的极度不满。
继李法和仲长统之后，三国时期孙吴士人华覈也对《东观汉记》有所指摘。他在《上皇帝疏救韦昭》中指出：“昔班固作《汉书》，文辞典雅，后刘珍、刘毅等作《汉记》，远不及固，叙传尤劣。”在他看来，班固《汉书》与刘珍、刘毅等人纂集的《东观汉记》判若云泥，前者文辞典雅，后者叙传尤劣，二者不可同日而语。华氏之说虽为挽救韦昭而发，但确属客观允实之论。晋初傅玄与他持有相同的看法。刘知幾《史通·核才》篇载：“昔傅玄有云：观孟坚《汉书》，实命代奇作。及与陈宗、尹敏、杜抚、马严撰中兴纪传，其文曾不足观。岂拘于时乎？不然，何不类之甚者也？是后刘珍、朱穆、卢植、杨彪之徒，又继而成之。岂亦各拘于时，而不得自尽乎？何其益陋也？”这里的“中兴纪传”及所谓“继而成之”者皆指《东观汉记》而言。傅玄对《东观汉记》前两次编纂成果不甚满意，一则讥其“不足观”，再则哂其“益陋”。对于其间的诸多纰缪，傅玄猜测可能缘于时代的束缚，致使纂修之士难以尽骋文辞。
除却史实失真与文辞拙劣，《东观汉记》在文本形态上的缺陷也是它难孚众望的原因之一。正如学者所言，《东观汉记》不同于《史记》《汉书》“以一个整体的形态面世”，它在编修阶段就已经部分地传播与阅读。这种流传方式在当时为该书奠定了一定的社会影响力，但从长久来看也产生了不可弥合的弊端——《东观汉记》一书始终处于未能定型的散乱状态，甚至在东汉灭亡之后都“没有一个人对全书从头到尾进行整理和加工”。更为重要的是，作为反映东汉历史的史籍，《东观汉记》本应究一代之兴衰、穷东都之始末，但是，根据《隋书·经籍志》所载，该书断限只是“起光武记注至灵帝”，与东汉国祚终于献帝的史实不符，无法承担载录东汉全部历史的使命。
如果说关于《东观汉记》的诸多批评为重塑“三史”奠定了思想基础的话，那么，改写后汉历史的尝试则为重塑“三史”提供了现实可能。
关于重新编纂后汉历史的记载，最早可以追溯至三国时期。根据《隋书·经籍志》，东吴武陵太守谢承曾撰写《后汉书》143卷。进入西晋以后，力图重修东汉历史者更是不乏其人。西晋散骑常侍薛莹曾撰《后汉记》100卷。司马彪、华峤、谢沈、袁山松、张莹等人皆曾以一己之力重写东汉历史。其中，华峤在谈及自己的创作初衷时曾明确表示：“以《汉纪》烦秽，慨然有改作之意。”这些改创之作的出现无形中冲击了《东观汉记》的历史地位。北魏名臣李彪曾言，“暨史、班之录，乃文穷于秦汉，事尽于哀平，惩劝两书，华实兼载，文质彬彬，富哉言也。令大汉之风，美类三代，炎□□崇，道冠来事。降及华、马、陈、干，咸有放焉”。在李彪看来，继“史、班”之后，只有华峤、司马彪、陈寿和干宝可以踵武前贤，作为“三史”之一的《东观汉记》已然不在其列，可见《东观汉记》文化地位的衰颓。
后汉史改作的佼佼者当属范晔《后汉书》。范氏之书虽然晚出，但它能够汲取诸家而大成，因此在短时间内被认同为东汉正史。金毓黻指出：“如刘宋以前，后汉史有九家，自范晔《后汉书》成，而九家之书皆废。”其影响力之巨大可见一斑。通过范晔《后汉书》的相关注解之作，我们更能清晰地看到该书强大的现实影响。范晔《后汉书》问世不久，便有北魏刘芳传习其书，并为之作注。《魏书·刘芳传》载，“芳撰郑玄所注《周官》《仪礼音》、干宝所注《周官音》、王肃所注《尚书音》、何休所注《公羊音》、范宁所注《谷梁音》、韦昭所注《国语音》、范晔《后汉书音》各一卷”。刘芳所注之书多为经史要籍，范晔《后汉书》能够厕列其间，反映出刘芳对范书价值的肯定。刘芳身处北朝而能为范书作注，南朝士人为此道者更不在话下。据《梁书·文学传》所载，刘昭尝“集《后汉》同异以注范晔书，世称博悉”。刘注也成为后世最为重要的范书注本。此外，《梁书·吴均传》亦载，吴氏曾“注范晔《后汉书》九十卷”。据《隋书·经籍志》所载，范书的注者尚有陈朝臧竞所撰《范汉音训》和隋朝萧该所撰《范汉音》。仅就《隋书·经籍志》而言，范晔《后汉书》的注者与《史记》的注者数量相埒，可见二者在南北朝时期的受重视程度大抵不相上下。而这种境遇是饱受非议的《东观汉记》难以企及的。
综上所述，诸家《后汉书》的出现在一定程度上对《东观汉记》的史学价值与史学地位形成挑战，特别是范晔《后汉书》的问世与广泛传播，严重冲击了《东观汉记》在“三史”中的历史地位。这意味着魏晋南北朝时期也是“三史”的具体内涵潜在调整的阶段。
四、“三史”内涵的重新确立
魏晋南北朝时期，“三史”概念实际上出现了名实之间的分离，其内涵一方面呈现出抽象化与经典化特征，另一方面又在具体实指上发生着潜在变动。这种分离在进入隋唐后日益白热化，重新确定“三史”实指，促成“三史”名实相符，开始成为新的文化趋势。
唐时，范晔《后汉书》所获得的文化认同逐渐上升至官方层面。唐朝政府开始尝试在吏员选拔中对范晔《后汉书》予以吸纳。敦煌文书“永徽东宫诸府职员令残卷”（编号为S.3375）记载：
诸职事官三品以上应置府佐者，其记室、功曹，听自访。有学□□无保任者，准拟送名所司简试。……如有史学者，试《史记》、《前汉书》、《后汉书》、《三国志》内任贴一部，试及通数准经。
此令制定于唐高宗永徽二年（651年）。学令规定：东宫充任属员如有史学才能者，需要测试《史记》《前汉书》《后汉书》《三国志》四部史籍中的任意一部。这一规定排除了原本作为“三史”之一的《东观汉记》，这也是目前所能见到的首次以制度形式确立《后汉书》文化地位的材料。
然而，在官方层面实现《后汉书》对《东观汉记》的完全取代并非易事。毕竟，对于官修属性的《东观汉记》而言，其背后体现着国家权力管控史学的官方意志。因此，即便《东观汉记》存在诸多弊端，官方依然对其有所青睐与回护。《唐六典》卷二“尚书吏部考功员外郎”条“弘、崇生虽同明经、进士”注文云：
弘、崇生习一大经、一小经者，两中经者，习《史记》者，《汉书》者，《东观汉记》者，《三国志》者，皆须读文精熟，言音典正。策试十道，取粗解注义，经通六，史通三。
同书卷四“礼部尚书侍郎”条下注文与此处记载全同，二者当同出一源。不难发现，相较于“永徽东宫诸府职员令残卷”，《唐六典》中弘文馆和崇文馆生员的策试书籍并未采用范晔《后汉书》，而是选择了《东观汉记》。崇文馆与弘文馆作为唐代中央官学体制的重要组成部分，其生员考核很大程度上反映了官方对于文化典籍的态度。唐朝政府选取《东观汉记》作为史学人才的考核用书，反映出在唐代官方史学认知中《东观汉记》仍然占据着举足轻重的地位。
不过，同样在《唐六典》一书中，又有另一条材料与上述记载有所出入。卷8“弘文馆学士”条的注文显示：“礼部试崇文、弘文生举例：习经一大经、一小经；史习《史记》，《汉书》，《后汉书》，《三国志》，各自为业，及试时务策五条。”同为崇文生、弘文生的选拔，同一文献却记载着不尽相同的制度规定！对此，高明士依据“权知贡举之机构由吏部转移至礼部”认为，两处不同的记载分别反映的是开元七年和开元二十五年的学令。这一论断正确与否，暂且毋论；从中至少可以看到，对于《东观汉记》《后汉书》何者当为弘文馆和崇文馆生员的参考书目，唐朝在一定时期内并未出现明确取舍。
如果联系《东观汉记》与《后汉书》的官私属性可以发现，这种制度上的不确定性很大程度上与唐朝对待史学的立场有关。众所周知，以《东观汉记》为标志，东汉以后的历代朝廷均力图将史学置于国家权力的掌控之下。隋初，“诏人间有撰集国史、臧否人物者，皆令禁绝”。唐代虽无明令禁止，但在实际行动上却体现出对隋朝的继承——成立专门的国史修撰机构，别置史馆于禁中，以此“加强国史工作的保密性和对史学的控制”。曾经躬身唐朝史局的刘知幾也谈到这种继承关系：“今之史馆，即古之东观也。”从官禁私修这一角度来看，在东观修撰的《东观汉记》不仅仅是一部史籍，其背后更多体现着官方修史的制度传统，否定《东观汉记》的文化地位，在一定程度上也消解着官方修史的合理性。与此相反，范晔《后汉书》承接晋末私人修史而鲜受限制的余绪，其书固然卓尔不群乃至倍受文人学士的追捧与欢迎，但其初衷却与朝廷掌控史学的意志背道而驰。所以，当范晔《后汉书》逐渐侵夺《东观汉记》的官方地位后，唐朝政府不得不再次强调修习《东观汉记》，借以巩固《东观汉记》的文化地位。此即高明士所称，“唐室为保护此书，遂再将此书规定于令制之内。”
不过，一时的政治保护终究难抵历史浪潮的淘洗。伴随着科举制度的深化，科举士人不断进入国家权力运作中心，《后汉书》在知识领域的文化地位不断上升。为适应人才选拔的需要，唐朝政府不得不正视《后汉书》的显著优势，并对人才选拔法令做出调整。《唐会要》载，穆宗长庆二年（822年）谏议大夫殷侑曾奏请设置“三史科”。其奏本云：
历代史书，皆记当时善恶，系以褒贬，垂裕劝戒。其司马迁《史记》，班固、范煜两《汉书》，音义详明，惩恶劝善，亚于《六经》，堪为世教。伏惟国朝故事，国子学有文史直者，宏文馆宏文生，并试以《史记》、两《汉书》、《三国志》，又有一史科。近日以来，史学都废。至于有身处班列，朝廷旧章，昧而莫知，况乎前代之载，焉能知之？伏请置前件史科，每史问大义一百条，策三道。义通七，策通二以上，为及第；能通一史者，请同五经三传例处分；其有出身及前资官应者，请同学究一经例处分；有出身及前资官，优稍与处分；其三史皆通者，请录奏闻，特加奖擢。仍请颁下两都国子监，任生徒习读。
殷侑综合考察历代史书之优劣，并援引国朝旧例中的“宏文生”与“一史科”，建议在科举取士中强化对史学能力的重视与测试。据窦禄军考证，这两种制度上的依据分别源于“《唐六典》所载典章制度”和“开元二十五年敕所提及的‘进士有兼通一史者’”，诚为可信。我们仔细分析奏表内容可以看出，殷侑认为史书不仅需要具备惩恶劝善的基本特性，而且需要拥有与经书相同的“堪为世教”的教化功能。这种期许无疑是“三史”在取得经典化地位后需要承担的现实使命。殷侑的奏表最终获得唐穆宗的准许，以《史记》《汉书》《后汉书》为主的“三史科”由此确立。这一举措意味着李唐王朝摆脱了对范晔《后汉书》私修属性的困扰，将其视为与《史记》《汉书》同等性质的史学经典，并以制度化的形式固定到以“三史科”为核心的官吏选拔体系中。至此，《后汉书》完全取代《东观汉记》的历史地位，成为官方文教事业的指定用书。“三史”也最终摆脱魏晋以来名实分离的局面，完成经典化内涵与具体实指之间的统一。
需要注意的是，“三史”在经历这一转变后，其意义在兼具经典化底蕴的同时，也失去了像“五经”一样内涵固化的特指属性。因此，宋元以后，世人在接受唐代新“三史”的基础上，又往往根据时代语境的需要适时赋予“三史”新的内涵。
结语
“三史”作为中国古代史学的重要概念，渊源于东汉中后期对《史记》《汉书》及当时在修国史《汉记》的整体性考察。以张衡和应奉为代表的士人试图整合三部史籍，从而为“三史”概念的产生奠定现实基础。
魏晋南北朝时期，“三史”出现名实之间的分离。一方面，“三史”一词被普遍运用于历史叙事中，成为衡量个人学养、展现个体史学才能的重要标志。在此过程中，“三史”的文化地位日益抬升，逐渐演变为与“五经”相对应的史学典籍的代称。另一方面，由于《东观汉记》自身存在缺陷，“三史”的具体实指并不稳定。诸家“后汉书”的出现对《东观汉记》的史学价值与史学地位形成挑战，范晔《后汉书》的广泛流传极大地撼动着《东观汉记》在“三史”中的地位，为“三史”内涵的重新厘定奠定史学基础。
“三史”名实分离的情形在政权分裂的南北朝时期难以得到有效统合。迨及隋唐大一统政权建立后，伴随着强有力的中央集权体制，重新厘定“三史”内涵才具备了现实可能。这一时期，唐朝政府基于官方控制史学的意志，以学令的方式不断地调整着《东观汉记》和《后汉书》在文教事业中的地位，最终以“三史科”的形式选择了《后汉书》而舍弃《东观汉记》，再度完成“三史”的名实统一。
原文链接